2010年资深翻译家畅谈外事翻译的苦乐和经验

2010年资深翻译家畅谈外事翻译的苦乐和经验 ：（）　2010-7-2 17:58:45　【：】　 资深翻译家畅谈外事翻译的苦乐和经验 　　我在外交战线上工作了五十余年，其中有三十四年的时间是从事外事翻译工作，那就是从1952年到1958年在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当翻译;1958年到1962年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当翻译;1962年到1971年在外交部翻译室担任口笔译工作;1971年到1981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主管翻译工作;1981年到1986年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主管外交部的翻译业务和翻译培训。 　　1952年4月，我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调到北京参加“五一”外宾接待工作，到北京后不久，便荣幸地被选到板门店参加朝鲜停战谈判。我在停战谈判代表团的工作主要是笔译、口译，特别是英文的记录，这里值得提一下我担任记录的坎坷经历。 　　担任英文速记员的艰辛过程 　　尽管在谈判中，朝文、中文、英文是同等有效的正式语文，但朝文、中文的记录毕竟主要是朝、中方面使用的，双方赖以查据和引用的主要是英文记录，因而英文记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怎样整理英文记录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时，钢丝带的录音机已经问世，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拥有一切最新式的设备，因此，美方要求在会议室里使用录音机。美方明知我们没有录音设备，于是建议由美方提供录音机把双方的发言录下来，英文记录全部由美方负责整理，并向我方提供。大家知道，在这场抗美援朝的斗争中，为了反对侵略，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我们寸步不让。双方发言都是带有高度原则性和政策性的，必须保证绝对的完整、准确。如果记录中出现差错或任意的篡改，何以为凭?因此，我们严正地拒绝了美方的建议，主张在会场内任何一方均不得使用录音设备，中、朝、英三种文字的记录由各方自行负责整理，每种文字同等有效。 　　英文速记对美方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对我方来说，没有专职的英文速记员，只能由英文翻译来兼作英文速记。一切必须从零开始，任务是艰巨的。我们感到很紧张。 　　为此，我们抓紧一切时间自学，先是看书，弄懂速记的原理，接着是模写速记符号。过了一个多星期，便开始作练习。速记这门课程，原理并不深奥，但要达到娴熟自如，则并非易事。上场时，我们只能采用部分速记符号，绝大部分要靠普通手记。一个人记不下来，只有用人海战术的办法，即4个人一起记，开会回来，互相校对、追忆。美方念稿的速度一般在每分钟120-130个字组，而我们的速度开始只能达到每分钟70-80个字组，差距较大。因此，每次会议开完，我们都由于脑子高度紧张而疲惫不堪。要改变当时那种疲惫应付的被动状况，只有加紧练习。即使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时期，我们也没有放松速记的练习。停战后，我继续留在板门店工作，负责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会议翻译和记录。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我在板门店的6年多时间里，几乎从未停止过速记练习。熟能生巧，不间断的练习和实践使我的速记技术有了显著提高，最高时达到每分钟140个字组的水平。我还代表朝中方面同美方一起协助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整理英文记录。我方整理的记录，完整准确程度超过了美方。有时，美方说话不算数，不守信用，我们引用美方自己发言的英文原文予以驳斥和揭露，使美方无法抵赖或否认。 　　1958年9月，金门打炮，中美大使级谈判在华沙举行，中美外交斗争的焦点转移到了华沙。我奉命从板门店直接调往华沙，参加中美大使级谈判的翻译工作。除了翻译以外，我的任务是把美方的发言原文逐字地记下来并译成中文，我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记录工作。依靠我在板门店所掌握的英文速记技术，我能把美方的发言一字不漏地记下来，这些记录已成了国家永久性的档案，归入史册。70年代，在我领导人同基辛格的历次会晤中，我仍担任记录，把双方的发言，特别是基辛格的讲话，逐字记录下来，整理成档。尽管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记录的任务大部分已由电脑来完成，但速记仍是一项有用的技术。 　　外事翻译中的注意事项 　　我在出任大使和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之前，曾长期担任外事翻译工作。一九六二到一九七一年期间，我在外交部翻译室从事口笔译工作，虽然直接给周总理当口译的次数并不多，但通过陪同周总理出访亚非十四国和接待国宾等外事活动，我有机会亲身聆听和体验到总理对外事翻译工作的一些具体指示和要求。 　　大家知道，周总理对外事人员的十六字要求是：“立场坚定，熟悉业务，掌握政策，严守纪律”。对于翻译，周总理一再强调，翻译一定要结合外交业务，了解政策，熟悉情况。他认为，翻译人员处在外事工作的第一线，最易了解和熟悉对方的情况。同时翻译必须熟悉我方自己的政策意图，了解所谈问题的背景和来龙去脉，不仅了解一件事情的现状，而且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双方的不同立场和分歧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抓不住要害，划不清双方立场的界线，乃至造成政治上的失误。周总理十分强调扩大知识面。他常对翻译说，翻译不能只注意语言文字的表达，一定要扩大各方面的知识。一九六二年某次接见外宾，我第一次尝试给总理当翻译，刚开始还算顺利，但当总理向外宾介绍赵朴初先生是一位“居士”时，我就翻不出来。于是总理专门解释了“居士”的含义，并嘱我回去研究应该如何翻译。(原来，“居士”是指僧人以外的，即在家而不出家的佛教信徒，应译成“layman Buddhist”。)事后，总理向有关的领导谈了对翻译人员的一点意见，指出翻译除提高语文水平外，一定要扩大知识面。有一段时期，总理在与外宾谈话中经常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他常考问翻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何时开始的?“苏台德区”、“绥靖主义”、“闪电战”、“马其诺防线”等的外文是什么?为此，我们专门收编了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词汇!供翻译熟习牢记，并且还形成了习惯，除了背诵以外，还把有关的材料记成卡片带在身上，随时查阅。 　　这里，我还想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外事翻译经验，谈一谈外事翻译人员在工作中需要掌握和特别注意的两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在我国，外事翻译人员既是我们国家的外交人员，也是政府代表之一。同时，翻译还是传达我方立场和主张的载体。因此，外事翻译人员必须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拥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政治责任心，在翻译中注意政治。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