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秦符时期; 二、隋-唐-宋时期; 三、明清时期; 四、五四时期; 五、新中过成立至今。
一、汉代-秦符时期
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之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之派。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氏考证了以前的佛经翻译，批评了翻译的风格，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主张意译，纠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以示负责。他翻译了三百多卷佛经文献，如《金刚经》、《法华经》、《十二门论》、《中观论》、《维摩经》等。其译文神情并茂、妙趣盎然，堪称当时的上乘之译作，至今仍被视为我国文学翻译的奠基石。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特聘印度佛教学者真谛(Paramartha,499-569)到中国来翻译佛经。真谛在华期间共翻译了四十九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响誉华夏，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较大。
二、隋-唐-宋时代
从隋代(公元五九0年)到唐代，这段时间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作都很少。比较有名的翻译家有释彦琮(俗姓李，赵郡柏人)。他是译经史上第一位中国僧人。一生翻译了佛经23部100余卷。彦琮在他撰写的《辨证论》中总结翻译经验，提出了作好佛经翻译的八项条件：1)诚心受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2)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3)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闇滞(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4)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5)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6)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7)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8)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兼通中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彦琮还说，"八者备矣，方是得人".这八条说的是译者的修养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在彦琮以后，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俗称三藏法师)。他和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华夏三大翻译家。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十七年后才回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三三五卷。玄奘不仅将梵文译成汉语，而且还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是第一个将汉语著作向外国人介绍的中国人。玄奘所主持的译场在组织方面更为健全。据《宋高僧传》记载，唐代的翻译职司多至11种：1)译主，为全场主脑，精通梵文，深广佛理。遇有疑难，能判断解决;2)证义，为译主的助手，凡已译的意义与梵文有和差殊，均由他和译主商讨;3)证文，或称证梵本，译主诵梵文时，由他注意原文有无讹误;4)度语，根据梵文文字音改记成汉字，又称书字;5)笔受，把录下来的梵文字音译成汉文;6)缀文，整理译文，使之符合汉语习惯;7)参译，既校勘原文是否有误，又用译文回证原文有无歧异;8)刊定，因中外文体不同，故每行每节须去其芜冗重复;9)润文，从修辞上对译文加以润饰;10)梵呗，译文完成后，用梵文读音的法子来念唱，看音调是否协调，便于僧侣诵读;11)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译经。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翻译实践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他还在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翻译技巧。据印度学者柏乐天和我国学者张建木的研究结果显示，玄奘运用了下列翻译技巧： 1)补充法(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增词法);2)省略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减词法);3)变位法(即根据需要调整句序或词序);4)分合法(大致与现在所说分译法和合译法相同);5)译名假借法(即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常用的专门术语);6)代词还原法(即把原来的代名词译成代名词所代的名词)。这些技巧对今天的翻译实践同样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玄奘同时的还有失义难陀、义净、一行、不空等译者，也都译了许多佛经。唐末无人赴印度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到了宋代，佛经翻译已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在北宋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曾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东来华夏传法。宋太祖也曾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专事佛经翻译。虽译场组织极其完备，译经种数几乎接近唐代，但质量却不如唐代。当时有名的僧侣译者主要有天息、法护等人。在翻译理论方面颇有贡献的要数赞宁(俗姓高，今浙江德清人)。他曾归纳了以往译经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解决翻译过程中各类矛盾的六种办法。这是对我国唐代翻译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翻译论库中的宝贵财富。到了南宋，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佛经翻译已是寥寥无几，史书的记载中无一例翻译。在其后的元代，统治者曾下昭拔合恩巴、管主八等人翻译佛经，但译作只有十几部，翻译理论方面的探讨更是无从谈起。翻译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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